厂子弟

作者|刘娟

一当邻居建新站在我面前告别时，我们边说着话，边翻看着他递给我的红皮退休证，封面写着，中华人们共和国工人退休证，里面有几行简单的栏目，王建新，男，生于1963年11月，退休工资：3114·13元。干了一辈子，这点钱只够喝稀饭，还得找个事情做挣点钱。说完这些，建新背着行李，把一个瘦高有点伛偻的身影，留在深秋厂区的马路上。他还要赶车去市里，已经出去打工好几年，专门请假回来办理手续。建新作为最后的厂子弟，如今，也离开厂里，成为了一名社会人。其实，随着几年前的改制，迫于生计，他早已结束了工厂里的工作和生活，出去谋生。秋风摇落了玉兰树的落叶，也吹来时光之风的如烟往事，在清冷的亮光中闪烁。在群山逶迤下的工厂家园，那些如建新一样厂子弟的身影，终将消失，亦如他们的父辈们，来自五湖四海，消散于五湖四海。一个秦岭山中于三线建设时期开工建设的有七八千工人的厂子，衍生出了一座几万人的工厂村落。厂子弟，是上世纪国营大工厂里这个群体的子孙后代，他们的身影正在远去。厂子弟，与社会上人的一个显著标识是，除了少数人考学或者调动离开外，他们大部分人从小到大、从生到死，都在工业气息浓郁社会功能健全的厂里生活和工作。生在厂医院，上学在厂子校，工作在厂里，死去也埋葬在厂区的某一处山峁里。一个从生到死的闭路循环，如同一个小社会一样的独立王国。

贾樟柯电影《二十四城记》剧照

在这里，重工业体系的工资制，多功能俱乐部、灯光球场、银行、商店、大澡堂、菜市场，这稳定的收入和社会福利设施，使厂子弟大都看起来面容干净整洁，衣着时髦利落；最显著的特征，大都说着一口洋气流利的普通话；我们厂，这三个字，就是他们的故乡和精神出处。他们思想情感的半径，有以厂为家的喜怒哀乐。在“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的年代，举手投足间洋溢着一种工人阶级的优越感。建新是正儿八经的厂子弟。父母当年是从东北沈阳工人村申请调动来厂，说是响应国家号召自愿离开大城市，到这秦岭深山来支援三线建设。建新和建华，这对双胞胎兄弟的名字，就是建设新中国、建设中华民族的意思，父母用理想和激情为自己的孩子命名，给他们起了这样富含心愿的名字。当小建新、小建华被父母包裹得像棉墩墩一样，从摇晃了几天几夜的绿皮火车车厢里被抱着走下来的时候，年幼的他们那曾想到，这一来，就是几代人的一辈子，就成了一名厂子弟。二像许多厂子弟一样，建新、建华从小到大，他们都生活在方圆几十里的厂区。在厂里上幼儿园，只需要牵着妈妈的手走上几十步就到了。上小学和初中、高中，都是在厂子弟学校，拿上家里的户口本报名。校园里冬天有暖气，夏天有风扇，距家也就几十米远，稍远一点的是上厂技校、厂电大，也还在厂区范围内。建新、建华兄弟俩，从小学习还不错。高中毕业时，父母力主老大建新考厂技校。这既是情感使然，更是现实选择。“献了青春献子孙”，是他们这一代人的信条。眼看自己一天天老去，这一手建起来的厂子总得再有人来建设发展吧；再说，除了地处山区环境有点闭塞、收入不是很高外，也算是省属重点企业有保障。那些毕业的大中专学生，有的专业还要挑选前三名才能被招进厂里。爸妈说，这样的厂子，能管人一辈子，靠得住。建新的父亲老王师傅，是一个管理着几百人的车间主任，在厂里算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儿。听父母这样分析，建新意识到，作为厂子弟，自己还拥有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又何必去社会上兜那个许多人连饭都吃不饱的圈子？再说父母也在变老，身边也得有人守着。优渥的家境，让他不太愿去为未知的生活奔波。弟弟建华向往外面陌生的世界，他坚持考上了地方院校，后来进了政府机关工作。他如同一颗星星，已经脱离了一名厂子弟的命运运行轨迹。作为厂子弟，建新顺理成章地读了厂技校。厂技校也与厂里的职工子弟学校一样，只招收本厂职工的子弟。一届招收三个班，只约一百人；学习冶炼制造工艺和电、钳工等专业技术，主要培养专业技术工人。这三个班里，也仅招收少有的几名外地学生，而且只面对城镇居民户口招生。三年或者两年学制毕业后，厂里按所学专业给分配工作，才正式成为一名工人。举止潇洒、瘦高挺拔的建新，很受女生的欢迎。他大大咧咧，似乎有点儿没心没肺，对于学业，也没有多少压力就能轻松考过及格线。他和一帮厂子弟，嘴里吹着响亮的口哨，骑着锃亮的自行车穿行在厂区的大街小巷上，大声地喧哗着飞驰而过。课余时间，热衷于看电影、逛马路，与嘉陵、秦岭等几个发小厂子弟们一起，用每月16元的生活费来轮流坐庄，到附近市场的钢城小酒馆相聚，喝酒聊天，听新买来的邓丽君唱歌磁带里的歌。反正没钱了可以回家混饭吃，或者向父母要。这样的生活，建新觉得优哉游哉。在厂技校，建新遇到了他的妻子，玉萍。玉萍来自陕南的一个小镇，与建新是轧钢班的同班同学。当小镇姑娘玉萍离开熟悉的家乡，到了一个到处是钢铁，到处是工人，到处是飘着普通话的世界里，置身于这样一群衣着光鲜亮丽，仪容干净整洁，说着满嘴普通话的青春飞扬的面孔中时，她浓重的地方口音，还有朴素暗淡的衣着，就觉得自已满身土气，与环境是那样格格不入，令她如同“鸡立鹤群”般的尴尬和自卑，常常一整天都不愿意说话，孤单地如同一枚单薄的树叶无处栖息。她封闭着自己孤僻地独来独往，每一天都挨着日子，细数什么时候放假回家。坐在她身旁的同学王建新，发现了这位外招同学的窘迫，他主动走近，用好听的普通话和她搭话。对于她说出的家乡方言，他轻松而认真地听着每个字，不像一些同学那样无端地鄙视她。这使她终于敢用不是普通话的语言，随意地说话了。下课后，建新主动提醒她该去打饭，还拿着饭盒跑到队伍前面去排队，帮玉萍买到了爱吃的排骨。玉萍的心里暖融融的。在技校要毕业时，建新的父亲主动让儿子约请玉萍到家里来做客，让儿子以后带着玉萍回家吃饭过周末。吃着甜脆的山东烟台苹果，香酥的油炸带鱼，还有东北风味的酸菜大肉饺子，玉萍在异地他乡能得到这样温馨的关爱，对厂子弟同学的王建新，心生好感很是满意。在她眼里，工厂是一个文明富足的王国，明显有别于那尘土漫卷落后的乡土世界。她渴望融入和蜕变，成为这样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按部就班环境下的一员，启航令人骄傲的国有工厂工人生活。建新和玉萍俩人技校毕业，同分配到一个分厂上班。由建新父亲打过招呼后，建新也没被直接分配到艰苦的生产一线去顶岗。他在高热苦累且又危险的生产一线见习了一个月，就被抽调到机关供应科做了一名计划员。丽萍也悄悄进了材料备件库当了一名轻松的库工。作为厂子弟，父辈的庇护使他们得到相应的照顾，脏苦累险的活儿可以远离不干。地缘长期的封闭循环，使这个上万人厂子里的关系网，如同一条条纵横交错的路相互枝蔓缠绕。贾樟柯电影《二十四城记》剧照三这座苏式红砖楼上住着几代人的邻居。我放学回家时常见到建新大哥一身牛仔夹克青春洋溢的身影，还有他身后有些羞涩的不像厂里人的女孩儿，玉萍。我从闲谈中知道，那个脸黑黑的低着头走路的女孩，是建新大哥的女朋友。据说，几个皮肤白皙的厂子弟女孩很为此不满，嘲笑建新放着洋妞不找，偏要找了一个土得掉渣的村姑，她们失落的不再去灯光球场看生龙活虎的建新打篮球。建新大哥的父母却说，玉萍是过日子的人，已经开始张罗着给他们布置小家装新房了。他们顺利成了家，有了孩子宁儿。宁儿重复着父亲当前的路，幼儿园、小学、初中，都在厂里完成，宁儿算起来已经是“厂三代”了。生命的接力，一点点地完成，如同厂子里的人，在一点点地变老变少。其实，即使一个封闭的独立王国，与外界的联系千丝万缕，时代之风也在悄悄流转改变，使生活看似庸常，却也暗潮涌动。当午夜梦回，好几次我们这栋楼上的邻居，就被酒瓶子的破碎声吵醒，还有建新的醉骂声，玉萍颤抖的哭泣声，楼上的邻居们都知道，又是建新喝醉了小酒。眼看宁儿一天天大了，就这点工资，厂子也要死不活的，以后可怎么办？这是玉萍的哭诉抱怨。建新一阵带着酒味的吼叫飘出了窗外，不就是打个牌喝点酒吗？好好的日子你嚷嚷个啥？一阵玻璃的破碎声，传遍了长夜。也不知什么时候，那个骑着自行车撒把飞奔的青年，在视线中一点点远去；那意气风发的神采一点点地消失，建新大哥变成了一个油腻中年人模样。黯淡的眼神，满身的酒气，常去的地方不是市场上的小酒馆，就是遍布厂区的小麻将馆，这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的封闭生活中的一点娱乐。封闭安稳的环境里呆得久了，一些思维定势就溶入血脉里，正一点点地麻醉着厂子弟建新慵懒的神经。走入公务员序列的兄弟建华，开着车回厂过几次，看望了住在筒子楼里年迈的父母，听说哥嫂总是为生活琐事吵架，再看看越来越萧条的厂区，他知道，时代红利已过去，现在经济转型，产能过剩行业的工厂在社会不吃香了，工厂没有人愿意来，工人也没人愿意当，在一个不景气的行业和厂子，收入有限也朝不保夕，哥嫂看能不能混到退休都很难说。他动员哥嫂到市里来找工作，可以住在他空下的旧房子里，他新搬了江景房；也建议侄女宁儿到市里一所重点中学去读书，能上个好大学走出大山里的厂子，至于费用由他来出。四在停产后，厂里的改制说来就来。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对于依靠工资过活的工人无疑是断了生计。为了生活，许多工人离开了几代人生活的厂子。人到中年，技术单一，在轧钢厂呆了大半辈子的建新和玉萍，像许多在单一的岗位上干了大半辈子的工人一样，没有多少生存择业的优势。长期的劳作，建新的身体已经拉开了警报，血压高、心脏也不太好。凭技术凭力气的活都干不了。真应了那句，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建新感到，厂子弟当初捡下的便宜，现在在残酷的生存面前，没有便宜可捡了，觉得自己有点像大清朝亡国时的八旗子弟。那天，秦岭和嘉陵这俩从幼儿园开蒙，一直到工作上班都在一起的厂子弟发小，来辞别说要外出打工。仨人相约到那家熟悉的钢城小酒馆。老板已经换人了，是一个年轻的小老板接手了这家有些年成的老店。人越来越少了，原来的老板嫌没生意去市里开店了。小老板道出了原委。物是人非，连周边的餐饮都受影响。三人心里一怔。举杯之际，背井离乡的心酸和故土难离的不舍，人还没说话眼泪就迷糊了双眼，干脆一扬脖子把酒全部倒进嘴里，似在吞咽着生活的甘苦。秦岭和嘉陵的父辈，是当年北京卫戍区的退休军人，他俩技校毕业没有托关系，直接被分去了生产岗位上，到干不动了，才换了个辅助岗位的工作，可那双长期握钢钎的手已经变形，高温和繁重的体力，让腰背过早地弯曲。建新问他们，打算去哪儿打工？秦岭看着嘉陵说，五十多岁的人了，这把年纪进钢厂也没人要进不去了，再说也干不动了，听说新疆农垦搞养殖，我们过去看看。建新说，从工业跑到农业，还跑到边疆，这跨度可大了。俩人皱眉说，这有啥办法？人总得要挣钱吃饭活着呀。建新叹口气幽幽说，厂子是我家，现在家没了，我们都是无根的人到处飘着啊，我也得出去了。感伤和迷茫，让面染风霜的老厂子弟们，一切尽在不言中，碰杯一饮而尽，洒泪而别，去奔赴各自那看不见的未来。为着生计发愁而长时间焦虑失眠的建新夫妻俩就商定，去外面打工挣钱。他们就选择去了汉中。环境相对熟悉些，也能照管青春期的孩子，回厂方便离年迈的老人也近点，还有个暂时居住的地儿。这是现实里的选择。五钱从哪来？又靠什么挣钱？面对残酷的生存压力，一身干净周正的建新，实在拉不开面子迈出这一步。在玉萍的催促下，才穿着标志一样原来厂里的工作服，给自己打起精神去市场上找工作。去了好几家单位应聘，最后，只能去一家建材市场当保安。人员两班倒，一周休四天，每月一千六百元。建新与几位来自农村家里有田有地出来挣点钱的农民工一起，到一位主管小姑娘的面前应聘。他的高级技师证、普通话、干净利索的外形，还有主动让座介绍自己有礼貌的表现，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竞争优势。小姑娘冷冷地说，年龄有点大，身体也有些单薄，比不上那几位农民工看起来更结实有力。小姑娘皱着眉头，红润的嘴唇里吐出这几句话，犹如一把刀子，刺的他心里更加失落悲凉。正当他心里打着退堂鼓时，却听到小姑娘最后还是录用留下了他的话。因为，出来都是挣钱来的，这点钱，不一定能留得住那几个身强力壮的人，建新的劣势也就成了优势；再说来自大企业的人，看上去训练有素懂规矩。建新总算找到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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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多元钱，当门卫，连当门卫都没有什么优势，自己还能干啥？这让建新很是难过。自己沦落到与农民工争抢饭碗的地步，很挫败也很没面子，这让他真正体会到了生活的残酷。可总得面对，一个大男人总要去干点啥来挣钱。他这才想起了玉萍的忧虑和说过的话。建新就这样离开生活了几十年工厂里的家，玉萍去了一家超市的蔬菜组打工，就这样漂泊城市，融入了打工人的大军。好在，东北人乐观的天性，还有工厂里熏陶下的有板有眼，对社会框架下的转变，建新在工作过程中适应着、调整着，即使收入微薄，也把它按要求干到位。几个月后，他的努力得到经理的认可，经理发现了他的值班记录规范详实，一杆一车来往人员都登载详细，环境卫生也打扫地干干净净，有几次雷鸣电闪的雨夜，还发现他在周边巡检，就提拔他当了一名保安队长。这是建新自己赢得的。宣布这天，他拿起了久违的酒杯，庆祝自己被推向社会后的点点成绩，又找回了做人的尊严。他和玉萍都说，证明走出厂子凭借自己也能谋生了，这比啥都强。俩人都高兴地哭了。对这个打乱他们的人生，快速变化着的社会，他那艰涩的内心，也在一点点变软变大，不再感到害怕和迷茫，在城市的一角，简单而踏实地过着自己的日子。就这样，人到中年后的厂子弟建新，从钢铁人到社会人，走过了初入社会的萎靡期，迈过了不适的这道坎。进入了社会另一个阶层的厂子弟，弟弟建华，也按照职级退休了。与哥哥建新相比，他们之间仅退休收入就相差近乎三倍。建华在依旧还住在厂里筒子楼里的父母和打工的哥嫂面前，没有炫耀他每月近九千多元的退休金。这是他工厂子弟的良心和对岁月的敬意。旅游、摄影、健身，丰富着他的生活；哥哥建新依然在乐呵呵地打工。厂子弟的他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建华委婉地赞扬了哥哥建新的人生态度和积极生活的心态，说了句古人文绉绉的话，群居不依，独立不惧！当又一个冬日来临，栖居在崭新的城市，用大白菜窝了一盆东北酸菜的建新，在一个飘雪的日子，却无端地想喝场酒。他用手机播打了远在新疆的厂子弟发小：秦岭和嘉陵的电话，隔空发出了邀约，兄弟，要过年了，早点回家。最后一个电话打给了我，老妹儿，我加薪了，涨了一千。一代记忆，一个名称。厂子弟，这时代的产物，这带着年代感的称谓，也终会随着中国工业基础的完备而杳渺。因为，在一个高速飞奔的时代，打工人难以有终身不变的工作，永远的家园。人们为了生存生活，会随波逐流流浪地球，丰美而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