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关注，俄乌局势学者谈】

作者：黄海涛(南开大学基地研究员、天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张延清(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硕士)

随着俄乌战事持续，国际舆论暗流涌动。其中，各种故意挑起意识形态对立的言论大行其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在《华盛顿邮报》年发文指出，俄乌战争“是一盆冷水，唤醒民主政府面对新世界的现实”。《华尔街日报》的社论明确宣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意味着新冷战的到来”。如此大量的评论和解读充斥着西方舆论场，有意识地将俄乌局势建构为“民主与专制的对抗”，严重削弱了有关各方对话谈判的基础，不断消解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为解决当前危机所做的努力，甚至呈现出塑造“新冷战”的危险倾向。虽然冷战结束已有30多年，但“冷战思维”似乎潜藏在美国和西方政界的“伏地魔”中，一旦认为时机成熟，就会企图卷土重来。

冷战思维的核心是意识形态对立。学术界对美苏冷战的起源做了大量的研究。无论侧重点如何不同，大多数研究者都承认，代表资本主义阵营的美国和代表东方集团的苏联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和冲突是冷战爆发的重要原因，也是冷战区别于历史上不同时期大国竞争和对抗的特征。本质上，“冷战思维”是一种高度二元化的思维范式，强调区分“自我”和“他者”，尤其是通过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差异来确定和固化“敌人”的形象，从而对内起到凝聚共识、对外起到巩固同盟的作用。在对抗性的话语体系下，“冷战思维”还隐含着对自身价值观和社会发展模式的优越性和普遍性的预设。所以，那些坚持意识形态对立的人，不仅具有神圣化自己行为的道德价值，还能在他们的引导下发挥“克敌制胜”的“武器”功能。

冷战结束后，基于美国客观上的强大，以及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各国相互依存的加深，意识形态对抗早已被大多数国家视为与自身利益和需求相冲突的“旧帝国日历”。国家间竞争的核心问题也被认为是增长速度和发展质量的竞争，意识形态之争退居二线。然而，随着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冷战思维”在美国和西方精英阶层有回潮之势。受此影响，美国和西方在为非西方国家构建战略时的意识形态倾向越来越明显。其典型特征是，他们刻意突出两国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差异，更频繁地使用意识形态话语来解释和预测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冲击和影响，从而将意识形态之争拉回国家间的竞争。

在川普任期内，蓬佩奥、班农等人大肆攻击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并试图说服其盟友与他们的价值观建立统一战线。但由于特朗普政府高度单边的外交战略疏远了联盟，这一举措并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美国现政府上台后，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民主党强大的意识形态外交传统，高举价值观外交的旗帜，以"重建领导地位"为口号，积极推动自由主义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的巩固

在处理大国关系上，美国政府加强了与中国、俄罗斯等国的意识形态对立。在2021年初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上任一个多月的拜登总统在讲话中呼吁欧洲盟友与美国一起抵抗“民主挑战”，初步暴露了其决策团队将意识形态分歧塑造成国家安全威胁的倾向。去年年底，美国邀请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所谓的全球“民主峰会”，以“民主捍卫者”的身份，高调宣布“民主复兴总统倡议”，其中包括承诺拨款4.2亿美元用于对外援助，旨在推动全世界的“民主实践”。虽然外界对“民主峰会”的评价没有实际作用，但更多的只是代表们的走马观花式发言。既没有一份具有广泛一致性的决议文件，也没有任何促进全球民主的协议或宪章。但美国政府仍宣布今年继续举办线下“民主峰会”，可谓是不计代价为美国认可的“民主”造势。

在安全战略上，美国政府把推动“民主国家联盟”作为在印太地区遏制中国的法宝。无论是“五眼联盟”、“四国机制”，还是“美英澳三边伙伴关系”，凸显共同的价值观基础成为美国构建地区联盟体系的显著特征。在欧洲方面，美国和乌克兰在2021年9月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乌克兰的胜利对民主和专制的全球斗争至关重要。因此，美国将加强与乌克兰的安全和防务合作，包括提供先进武器和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意愿。这一极具方向性的政策声明被分析人士认为是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的关键诱因之一。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通过政府官方声明、智库学者解读、主流媒体发声等多种渠道展开舆论战和信息战，不断加强对俄乌局势的意识形态阐述。拜登最近在华沙的演讲中不断宣称“民主必胜”，呼吁“热爱自由”的国家团结起来，试图将当前局势塑造成自由与专制的对抗，并将俄罗斯的行为动机框定为满足对内专制和对外扩张的需要。与此同时，美国和西方舆论也全力以赴，对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进行污名化和威胁。他们不惜制造和传播“中国对俄罗斯的军事援助”等虚假信息，意图诱捕中国，将中国描述为俄罗斯军事行动的“知情人”和“支持者”，故意无视中国在解决国际争端中的一贯立场，夸大中国的形象，试图从中国获利。

从上述言行的梳理可以看出，至少美国和西方一些有影响力的政治精英在积极寻求激化意识形态对立，其放任自流的“冷战思维”无非是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面对非西方世界的快速发展和世界各国在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的深度交流和相互依存。一些有所谓“战略远见”的人对西方地位的相对下降深感忧虑，于是刻意挑起意识形态之争，试图撕裂冷战后建立的诸多国际合作共识和利益联结。与经贸制裁、高科技脱钩、军事对抗相比，意识形态对抗具有成本低但效果显著的特点，特别是对美国和西方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有限，控制其升降相对容易。

第二，意识形态对抗具有一定的“显性优势”。冷战结束后，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实质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至于非西方国家植根于当地历史、文化和实践经验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美国更倾向于利用现有的“统治地位”，即包括国际规则制定权和国际舆论话语权，从而将兼容性的“独特性”扭曲为异质性的“威胁”。这也构成了美国拉拢意识形态盟友的观念基础。

再次，意识形态对立是一些人对冷战时期美苏对抗的历史记忆，也是冷战“胜利”的“经验总结”。一些美国人认为，经历了200多年的风雨，自由主义仍然具有生命力，能够在与其他价值观的竞争中发挥优势。

第四，目前美国国内政治两极分化严重。在国外设置意识形态目标，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两党对立，也有利于美国政府获得国内宗教、人权团体和部分选民的支持。

不断挑起意识形态对立似乎正在成为美国的基本政策工具，新冷战的鼓吹在美国和西方越来越流行。在政治家的公开讲话、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重要文件中，以及主流媒体的话语表达中，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明显，反映出美国的对外决策环境正在受到“冷战思维”的攻击，甚至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其所主导时间。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警惕21世纪的“冷战阴谋家”，他们以意识形态对立来定义未来国际关系的性质。著名语言学家和社会评论家诺姆乔姆斯基最近警告说，“我们正在接近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回到冷战的老路对国际安全、世界和平和人类发展有什么积极的进步意义吗？撕裂和对抗能否帮助人类成功应对从自然界到社会生活中不断涌现的无数危机和挑战？这是全世界都必须正视的问题。

055-79000(2022年04月08日第12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